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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善曾:我的祖父徐志摩,一生詩意多情志在摩登

2018-05-11
来源:鳳凰網文化

本文地址:http://www.agvuf.com.cn/content/2018-05/11/content_1088633.html
文章摘要:徐善曾:我的祖父徐志摩,一生詩意多情志在摩登,步兵旅屋顶新品,皇粮同一条桃僵李代。

  “我竭我的至誠懇求你們不要錯走路,不要惶惑,不要忘記你們的天職,千萬不要理會那惡俗的力量的引誘,誕妄的巨體的叫喚,擁積的時尚與無意識,無目的的營利的誘惑。”

  電影《無問西東》中,泰戈爾在清華園演講一幕令人印象深刻,台下黑壓壓的傾聽者,虔誠的目光,以及因此而決定人生方向的年輕人,浸染著一股理想主義的青春氣息。而站在旁邊,擔任泰戈爾此次訪華專職聯絡人與翻譯的徐志摩,卻正陷於精神狀態極為複雜的時期。

  在英國留學期間,徐志摩結識了16歲的林徽因,並很快墜入愛河。後林徽因回國,徐志摩與妻子張幼儀離婚,回國追隨林徽因,但同時又頻繁與張幼儀通信。作為徐志摩老師的梁啟超也不能理解,忍不住批評:“今聞弟歸後尚通信不絕,且屢屢稱譽,然則何故有疇昔之舉?真神秘不可思議矣。”

  當然,梁啟超批評徐志摩還有一個重要原因:他打算把自己的兒子——梁思成和林徽因撮合在一起。林徽因是梁啟超親自挑定的兒媳婦,因此,他對徐志摩繼續糾纏林徽因感到非常不滿,他建議徐志摩重新考慮他對林徽因的感情,並希望他能浪子回頭,潛心於學問和實業。

  但他又很珍惜愛徒徐志摩的才華,在工作、生活上處處照顧。泰戈爾訪華時,梁啟超安排徐志摩伴隨左右,在此期間,徐志摩受到萬眾矚目,可謂聲名鵲起,然而好景不長,泰戈爾的思想也受到部分知識分子的激烈反對,由於徐志摩全力維護泰戈爾,他也受到了猛烈抨擊。

  泰戈爾北上至京後,林徽因成了她的另一個助手,徐志摩終於可以日日陪伴在林徽因左右了。當時有一位作家寫道:“林小姐人豔如花,和老詩人挾臂而行,加上長袍白面郊寒島瘦的徐志摩,有如松竹梅的一幅歲寒三友圖。”

  但林徽因對徐志摩依舊冷若冰霜,這個“一身詩意”的女子,這個仿佛是愛與美化身的女子,就像蒼穹之上的星辰,可望而不可即。泰戈爾聽說徐志摩和林徽因曾經相戀,但因為家長包辦婚姻無法再續前緣,寫了一首詩“天空的蔚藍/ 愛上了大地的碧綠/ 他們之間的微風歎了聲/ 唉”。

  以下內容摘自《志在摩登:我的祖父徐志摩》,感謝中信出版社授權發布。

  造化弄人

  1922年10月15日,徐志摩乘船抵達上海。這時距他在柏林和張幼儀離婚已有數月之久,距他遠赴克拉克學院更是已隔四年。上岸之後,他返回家鄉硤石看望父母。根據張幼儀的回憶,徐家此番團聚可謂悲喜交加,父母見到兒子留洋歸來,自然感到高興;但一聽到兒子和兒媳離婚了,他們在“震驚之餘又困惑難當,感覺在外人面前抬不起頭來,被兒子的行為深深傷害”。

  惴惴不安地見過父母之後,徐志摩立即動身趕往北京尋訪林徽因。他此行的另一個目的是結交北京文化界的同儕。那時,北京是全國文化藝術的中心。到了北京,他發現導師梁啟超打算把自己的兒子——梁思成和林徽因撮合在一起,並已向林家提出了婚約。有意思的是,梁啟超和林長民都是以思想進步的改革派著稱,但一到兒女的親事,他們還是向包辦婚姻的千年傳統低下了頭。

  林徽因是梁啟超親自挑定的兒媳婦,因此,他對徐志摩繼續糾纏林徽因感到非常不滿。雖然梁林兩家並無正式的婚約,但這兩個名門望族都樂得促成這對小兒女的婚事,並把真心追求林徽因的徐志摩視作插足的第三者。

  1923年1月2日,梁啟超給徐志摩寫了一封長信,他盛贊了愛徒徐志摩的才華,稱幾乎將徐志摩當自家的子嗣看待,舐犢之情溢於言表。但梁啟超也建議徐志摩重新考慮他對林徽因的感情,並希望他能浪子回頭,潛心於學問和實業。梁啟超寫道:

  志摩,當知人生樹立甚難,消磨甚易,如志摩之年,實一生最可貴之時期,亦最危險之時期也,若沉迷於不可必得之夢境,挫折數次,生意盡矣,鬱邑侘傺以死,死為無名;死猶可也,最可畏者,不死不生,而墮落至不複能自拔,嗚呼。

  張幼儀、徐志摩

  在這封信中,梁啟超也批評了離婚之後徐志摩與張幼儀的藕斷絲連。柏林分別之後,他們仍有書信聯系,在梁啟超看來,雖然二人已經離婚,但仍是事實上的家人關系。梁啟超寫道:

  吾昔以為吾弟與夫人(此名或不當,但吾願姑用之)實有不能相處者存,故不忍複置一詞。今聞弟歸後尚通信不絕,且屢屢稱譽,然則何故有疇昔之舉?真神秘不可思議矣。

  徐志摩的回信一反他平日的綺麗纖穠,文風雄健而激揚。他宣稱,他的一生都要無愧於自己的信仰,他要以愛、自由與美指引自己的人生。而事實上,無論從哪個角度,當時的他都感到失望。他寫道:

  我之甘冒世之不韙,竭全力以鬥者,非特求免凶慘之苦痛,實求良心之安頓,求人格之確立,求靈魂之救度耳。

  人誰不求庸德?人誰不安現成?人誰不畏艱險?然且有突圍而出者,夫豈得已而然哉?

  我將於茫茫人海中訪我唯一靈魂之伴侶:得之,我幸;不得,我命。如此而已。

  雖然徐志摩放出如此高調的言論,但林徽因對一往情深的徐志摩極為冷淡,而且她整日和梁思成談情說愛,你儂我儂。顯然,這個名門大家的千金小姐明白,自己的未來全系於現在的決定,嫁給大名鼎鼎的梁家公子,比嫁給這個前程未卜,還離過婚的男人要好得多。

  這段時間,徐志摩寫了一首名為《悲思》的詩,他試圖寄情於自然之美,放下相思,以免跌進更深的絕望。在詩中,他寫道:

  悲思在庭前—

  不;但看

  新羅憨舞,

  紫藤吐豔,

  蜂恣蝶戀—

  悲思不在庭前。

  ……

  悲思莫非在我—

  心裏—

  心如古墟,

  野草不株,

  心如凍泉,

  冰結活源,

  心如冬蟲,

  久蟄久噤—

  不,悲思不在我的心裏!

  在這首詩中,徐志摩將現實主題和理想主義合而為一。終此一生,這都是他詩歌創作的鮮明風格。

  雖然情路受阻,傷懷苦悶,但這一時期徐志摩的詩名日益顯赫,他先後在《晨報副刊》《時事新報》等著名報刊上發表多篇作品,其中就有1923年3月在《時事新報》上發表的《康橋再會罷》。報社的排版工人不理解徐志摩的形式創新,將他筆斷意連的分行和特意添加的標點全都刪掉了,這讓他大為窩火。

  文化界的一些朋友給了徐志摩很大的幫助,其中助力最大的是他的恩師梁啟超。雖然梁啟超對徐志摩的私生活頗為不滿,但他一如既往地栽培徐志摩這位高徒。彼時,梁啟超與很多知名報刊多有交集,他推薦徐志摩去上海出任《時事新報》的編輯,這是個令人豔羨的職位,雖說最後徐志摩未能赴任。

  梁啟超任職於北京松坡圖書館之後,委任徐志摩管理其中的全部英文圖書,並專門給他撥了一大筆經費,以購買西方的文藝圖書。後來,梁啟超與胡適、林長民等人決定邀請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、印度作家泰戈爾來華。鑒於泰戈爾已是63歲高齡,且是第一次來中國,所以,梁啟超安排徐志摩全程陪同泰戈爾,並給他做翻譯。

  名友雙收

  很多中國學者評論說,泰戈爾這位詩哲不僅是印度文學的名片,而且他也在中國與印度之間架起了一座文化的橋梁。事實確實如此,泰戈爾曾多次宣稱,自己一生的使命,就是在亞洲各個古老的文明之間建立更深切的聯系。

  方是時也,中國舉國上下都在向西方尋求新的政治、經濟、科技和文化等思想,但一些思想家開始向仍為殖民地的印度尋求啟示。最終,梁啟超領銜的講學社邀請泰戈爾來華,請他向中國人講授他的學說觀點。泰戈爾應允之後,各地的文化名流為他安排了長達六周的行程,這令國人應接不暇。

  舉國上下的文化界熱切地盼望泰戈爾這位詩人來華。因為他素來推崇東方文明,因此不少人對他頗有好感。人們希望,他能帶來令人耳目一新的社會觀念,並就中國、印度這樣的國家,如何尋求國際身份提供其獨特的視角。

  2011年出版的《泰戈爾與中國》一書提道,泰戈爾這位印度哲人始終致力於中印文化的相互交流,以及兩國共鑄的兄弟情誼。他預言中印兩國終將崛起,並都會在世界的舞台上擁有領導地位。他還指出,對精神和諧的追求都鐫寫於兩國的文化內核中。因為印度傳統的社會理想是vasudhaivakuntumbakam,意為“天下一家”,而中國自古以來的夙願便是“世界大同”。

  泰戈爾訪華

  1924年4月12日,泰戈爾乘坐的客輪抵達上海。與他同行的還有英國人類學家、農業經濟學家恩厚之,他是泰戈爾的英國事務秘書。除此之外,還有三位孟加拉人隨行,其中包括梵文學者克什迪默汗·森,著名藝術家南答拉·博什以及作家、政治家卡裏達·耐格議員。徐志摩和數百位慕名而來的學子一起,在上海灘的碼頭迎接泰戈爾一行的到來。

  泰戈爾訪華期間,徐志摩身兼專職聯絡人與翻譯兩職。他流利地在漢語和英語中相互轉換,再加上其風趣幽默,詩情洋溢,泰戈爾對他更是青睞有加。泰戈爾說:“只需與徐志摩接觸,你就能知道何為中國人的精神。”兩位詩人,雖一老一幼卻惺惺相惜。徐志摩後來寫道,他在泰戈爾的身上發現了“最為和諧,境界最高的人格,在他身上,從古到今的印度文化一以貫之”。

  其後不久,泰戈爾和徐志摩就開始寫詩相和。一日,二人同遊杭州,其時已天將薄暮,西子湖畔荷塘淼淼、菡萏依依,隔岸寶塔高聳、園林輝映。二人泛舟湖上,論藝作詩,不知東方之既白。

  泰戈爾北上至京後,先後舉辦了六場講座,徐志摩則貼身陪同,一起參加為歡迎泰戈爾而設的種種宴會。在北京文化界歡迎泰戈爾的晚宴上,梁啟超旁征博引,一席致辭介紹了繁榮燦爛的印度文化,以為詩人泰戈爾接風洗塵。

  在北京,泰戈爾又多了一位助手—林徽因。林徽因同樣精通英語,因此她也為泰戈爾打開了另一扇文化之窗。林徽因還是泰戈爾的“拐杖”,老詩人泰戈爾年邁體衰,出入必有林徽因攙扶左右。泰戈爾鶴發雞皮,白髯飄飄,與風華正茂的徐志摩、林徽因二人相映成趣。當時有一位作家寫道:“林小姐人豔如花,和老詩人挾臂而行,加上長袍白面郊寒島瘦的徐志摩,有如松竹梅的一幅歲寒三友圖。”歲寒三友者,松、竹、梅也。

  訪華期間,恰逢泰戈爾63歲的生日。為給詩人泰戈爾慶生,隨行人員決定排演泰戈爾於1914年寫成的獨幕劇《齊德拉》。該劇講述了王子阿珠那愛上了美麗的公主齊德拉,並為此懇求國王將齊德拉許配給自己的故事。林徽因扮演齊德拉,徐志摩的朋友張歆海扮演阿珠那,徐志摩則扮演愛神。演出在北京的一個小禮堂舉行,林徽因身著印度盛裝,明豔不可方物。

  正是在排演該劇的過程中,新月社初具雛形。因此,新月社的創辦紀念日便被歸於這次演出的日子。泰戈爾在台下看得極為投入,看到動情處,他情不自禁地走上台擁抱林徽因。老詩人泰戈爾聽說徐志摩和林徽因曾經相戀,但被阻於婚姻的門檻之後,唏噓不已。他寫了一首孟加拉語詩“天空的蔚藍/愛上了大地的碧綠/他們之間的微風歎了聲/唉”,致這對有緣無分的小兒女。

  林徽因、泰戈爾、徐志摩

  雖與林徽因日日相見,但相愛終是自己的一廂情願,徐志摩陷入了深深的頹廢和傷感中。他只能與老詩人泰戈爾談文論藝,以尋求慰藉。泰戈爾親昵地給徐志摩起了一個印度名字—素思瑪,這是一個印度王子的名字;徐志摩則稱泰戈爾為“盧比大大”,即“老大哥”的諧趣之稱。

  剛開始時,泰戈爾旨在促進中印兄弟情誼的旅行進行得十分順利,然而好景不長,由於價值立場和政治態度的不同,有的激進派知識分子對泰戈爾的思想頗不認同,他們聲稱泰戈爾這位詩人還“活在舊世界”。此後,全國上下就泰戈爾訪華展開了思想大論辯,這成為現代文學史上頗為著名的一段公案。

  對泰戈爾的攻擊深深地刺痛了徐志摩。在梁啟超等人不遺餘力地勸說之下,泰戈爾才應允來華。他們致函泰戈爾,聲稱中國政治穩定,行程定會一帆風順,中國青年都對他深邃的智慧極為敬仰。但事實是,每逢泰戈爾站在講壇上時,就會迎來一些激進青年學生的敵意。

  徐志摩認為,自己必須為他的印度導師泰戈爾說幾句公道話。1924年5月12日,泰戈爾在北京做最後一場講座。講座開始前,徐志摩對在座的學生們慷慨陳詞,徐志摩告訴學生們,泰戈爾此番訪華別無所圖,只因為他對中國的熱愛:

  同學們,聽信我的話,像他的這樣偉大的聲音我們也許一輩子再不會聽著的了。他的人格我們只能到曆史上去搜尋比擬。他的博大的溫柔的靈魂我敢說永遠是人類記憶裏的一次靈績。他的無邊的想象是遼闊的同情使我們想起惠德(特)曼;他的博愛的福音與宣傳的熱心使我們記起托爾斯泰;他的堅韌的意志與藝術的天才使我們想起造摩西像的密仡郎其羅;他的詼諧與智慧使我們想象當年的蘇格拉底與老聃!他的人格的和諧與優美使我們想念暮年的葛(歌)德;他的慈祥的純愛的撫摩,他的為人道不厭的努力,他的磅礴的大聲,有時竟使我們喚起救主的心像;他的光彩,他的音樂,他的雄偉,使我們想念奧林必(匹)克山頂的大神。

  然而,徐志摩的努力並沒有收到成效。青年學生中質疑、反對泰戈爾的聲音越來越刺耳。此次北京演講之後不久,泰戈爾決定縮短在中國的行程。他在上海發表了告別演說,現場有兩千餘人傾聽。隨後,6月29日,他和徐志摩啟程去日本做短暫的訪問,他們在日本逗留了三周。二人在日本島國惜別之後,泰戈爾返回了印度,徐志摩回到了中國。

  泰戈爾訪華期間,是徐志摩精神狀態極為複雜的時期。他在幸福和痛苦之間起落不定。他的整個人生,也同樣悲喜交加。在此期間,他與泰戈爾同進同出,受到萬眾矚目,可謂聲名鵲起;除此之外,他和泰戈爾這位印度詩人亦師亦友,從與其的交往中也受益頗多。但是,泰戈爾心懷愛與友情而來,卻受到如此惡意的對待,這不能不讓徐志摩悲憤難平。由於全力維護泰戈爾,他也受到了一些人的猛烈抨擊。

  至於個人生活,徐志摩也同樣在幸福和痛苦中掙紮。他終於可以日日陪伴在林徽因左右了,但林徽因對他依舊冷若冰霜。這個“一身詩意”的女子,這個仿佛是愛與美化身的女子,就像蒼穹之上的星辰,可望而不可即。

  《志在摩登:我的祖父徐志摩》

  [美]徐善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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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责任编辑:蒋琳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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